毛森：抗战敌后工作追忆 2——成立浙西行动队 “大侠”在绍鲁

奉召去渝 出席四一大会

　　训练尚未结束，上级邀我去重庆出席“四一”大会，这是纪念戴先生的特务处成立大庆，每年举行，指定各单位代表参加。　　我于二十九年三月中，由金华搭火车至鹰潭，改乘汽车，经赣南绕道入湘，至株州再搭火车，转往广西桂林，乘飞机去重庆。在重庆住在招待所里，出入都由公家派车接送。虽遇一些同乡老友，大家都很忙，很少私人酬酢，也没有什么游览、观光，只记得重庆是一个上高下低的山城，面临大江，倒很壮观。　　四一大会之日，大家聚集一堂，张灯结彩，甚为热闹。主席台前横披“我们工作第□周年纪念大会”一排大字，由贺龙庆任司仪，声音洪亮。记得蒋委员长亲自出席，对大家训话，要大家“忠党爱国，尽忠职守，完成神圣使命。”，讲了短篇训词，即向大家点点头，先行离去。军统局长贺耀组，似只巡视一下，也即离去：大会全由戴副局长主持。他的表情披肝沥胆，慷慨激昂，讲了大篇有血有泪的训词，要求大家禀承领袖意旨，体念领袖苦心，完成神圣使命，创造光荣历史，发扬清白家风。部众听得都很动容。会后似乎尚有余兴节目，详情已记不起了。　　会后我曾拜晤局内各主管，略谈工作事宜，他们有意要我成立行动队。我第一次见到毛人凤，见他温文尔雅，谈吐有条有理，思虑周详，见解独到，实一最优秀之幕僚长，只欠外勤实际经验。　　有一天，戴先生请我吃饭，同席有五、六人，姓名大都已忘。内有赣东站长陈庆尚，起立向戴敬酒，说了一些受委屈的话，戴即饮了满满的一杯酒说：“我不愿任何同志有受委屈。”席间，戴特敬我一杯，以表慰劳，又给我一笔特别费。但回程时路经湖南芷江宿夜，我去附近浴室洗澡，洗澡木桶设在屋外，浴后回旅舍，发现皮箱已被人开过，检点财物，钱被偷去一半，贼心未全泯灭，没有全部偷去。我托同车湖南站长唐乘骝追查，他说：们急于赶路，没有时间追查。”　　“我就只好算了。我们自重庆出发，坐一大卡车，同车有男女同志十余人。有一女同志不愿派敌区工作，一路哭泣，到了綦江宿夜，她即留下不走，声言要回重庆。　　我们穿山越岭，经过吊丝岩险崖、相梓（编者按：疑为桐梓）、遵义、息烽、贵阳，东指镇远、玉屏入湖南。一路穷山险岭，草木稀疏，人民背负重物，艰难地翻越峻岭，大都破衣百结，十五、六岁的大姑娘，连裤子也没有穿，屁股露在外面。我们在息烽时宿夜，见房屋都很矮小，卡车停在街边，几与店屋一样高，在车上可以坐上屋沿。

该县县长陈国桢，曾为八师教师，是八师同学陈崇慧的叔父，我特去拜访，略谈当地风貌。如军统局在此设有训练班及禁闭室，专禁违纪同志，张学良闻亦关此。贵阳表面还像一个大城市，但处处显露贫穷。据省会警察局长说，警察多无内衣内裤，早上多不洗脸。浙江大学临时迁此上课，我特往参观一下，一切都因陋就简，校边有一条小溪，流水倒还清冽。我印象较好的地方是镇远，负山面河，风景优美，也较清静富裕。　　东行经过产箫的玉屏，进入湖南境，即觉到了另一新世界：山野碧绿，物产丰茂，路面都铺细石，直而宽平，路之两旁均植桐子树，那时桐油出口为重要物资，湖南桐油，占重要地位。我们经湘东入江西，仍循来时原路，绕赣南转赣东，至南丰附近时，路陷，汽车倾侧，幸仅数人轻伤，我丝毫无损。

但有福州女同志魏乃希，脸部破裂寸许，这是女人面容最重要的部位。我在福建时她是我的旧部，她向我求助，我自义不容辞。但附近无医院，汽车修复之后，又急着继续赶路，不能为了她而留下。我乃恳托另一福建人照顾她，他们另搭汽车入闽。以后即未通消息，不知其脸是否留有疤痕？一直耿耿于心。　　我回到金华，突发高烧，因忙于处理训练班工作，没有看医生，硬挺几天，不药而愈。　　赵龙文也刚回金华，我曾请其去净明寺对学员训话两次。这时日机空袭频频，有一天我行至明将胡大海之墓附近，警报突发，接着日机即到头顶，目击其向金华火车站俯冲投弹，顷刻被夷为平地。日机曾多次飞越专员公署及向公署扫射，赵龙文始终据案办公，绝不躲避，表现大将风度，大家传为美谈。一般来说，警报响时，大家惊惶奔避，也有强充好汉，不逃不避。当时常以逃不逃空袭，批评一个人有胆无胆。　　现我想起韩战停火时，有一美方战士，在停火前片刻，伏在壕内不动，等到停火生效之后，才伸直身起来。大家问他为什么？他说：“在停火将临之前，即使知道敌人不会来攻，但仍可能发生射击：这时牺牲，实不值得。西线无战事的故事，即书中主角为表现勇气，在停火前的片刻，即站立起来，被对方射来枪弹打死。”所以大将风度，乃临危不乱，镇定应变，决胜十里。

如空城计的孔明，事临危急，稍有失态或处置失当，非特全军覆没，自己亦立被俘。又如普法战争，当决战时打得难解难分，非常激烈，德皇威廉十分忧虑，派宰相俾斯麦亲赴前线视察。俾相回来向德皇报告：“必胜无疑。”德皇问其何以见得？俾斯麦说：“我去前线看毛奇将军，他正忙着督战。我打开一区多种卷烟，请他吸烟，他在猛烈战火中挑出一支最好的卷烟，足见毛奇思维不乱，胜券在握。”结果如其所料，德军大胜。此才算真正大将风范也。　　此时赵龙文的心态，与前已有大幅转变，私下对我说，他因非军校出身，在危难时得不到友军相助，也无法物色优秀干部，所有推荐来的或自投来的，都是别人不要的芋数。以后在淳安途中与其相遇，他已无心统兵。

不久他去兰州，在谷正伦手下担任民政厅长，胜利后又随谷出任粮食部次长，自此即无机会再见面。每每忆起对我友善支援，常深萦怀。近忽闻其已在台湾去世，不胜哀悼！其女赵兰郎留在大陆，在偶然机会中与我取得联系，我助其与其母联络：嗣后其家人为其申请来美，与母亲兄姐等团聚。现其全家已移民美国，夫妇二人均有不错工作，一子一女，均在读大学，生活得快乐幸福。兰郎亦认我们为义父母。

成立浙西行动队 “大侠”在绍鲁

　　二十九年五月，胡朴人部严伟，陪岳母及爱女来金华。他们由海盐偷渡钱江口至绍兴附近，再直接来金，行程短捷，劫后重聚，自极庆慰。海盐奶娘，仍由严伟送其回去。另由江山找雇奶娘，哺养吾女，同住张家。　　在此期间，我曾邀陈沅来金华，本想用其爱国热忱，杀敌心切，同赴敌区，大杀日寇，但其告称：自我离闽后，他又闯了大祸，被禁闭几年，得了肺病，我见他形瘦神疲，知难胜任行动工作，乃嘱其仍回福建，黯然而别。不久闻即病殁。一个狂热爱国分子，就这样下场，深为痛惜！不久，戴先生来东南视察，他住金华北山。这里出产佛手柑，果实鲜黄色，形如手指之集合，香气甚烈。

他每日邀约部属谈话，指示工作，也约我谈话，要我成立浙西行动队。即以净明寺训练班学员为基础，另加入戴带来的一批江湖好汉。戴一再叮嘱说：“这批人都是峡县、新日三带的强梁，很多是刚由狱中提出的待决死囚，他们杀人，不眨眼，不是杀敌人，就是杀自己人。你要好好统率运用，使其为国效力。”我对海盗强梁，在闽早有接触，深知他们的目的是为了“钱”，这是人性之弱点，往往为了分配不公，因少数的钱，自相残杀。只要鼓励其多多杀敌，多得奖金：每次奖金绝对公平分配，自然皆大欢喜。　　我对部属纪律素严，绝不许私取民间一草一木，严禁赌博打牌，也不许吸烟。但对这些传记人吸烟、饮酒、打小牌等，只好睁只眼闭只眼。我为管理便利起见，委派吕国华为队长，学楼永金为副队长，下分若干组，实际由我直接掌握。但绝不许擅取民间财物。他们倒很服从，没有越轨行为。他们不大习价军队规律，过惯江湖义气生活。有时谈起打劫生涯，与军警对抗往事，说得口沫横飞，似亦其经历之杰作。我时刻关怀其生活，每遇病痛或家属有困难时，予其安慰、帮助，以“爱”、“义”统御他们。他们都愿尽忠效死，反觉是可爱的一群，并不像戴所说的那样可怕。　　至于净明寺训练班学员，都是上海工商界自愿参加抗战的爱国青年，尤其工人学徒，有的尚未成年，纯洁可爱，服从听话，赴汤蹈火，毫不犹豫。我不愿某轻率牺牲，均留身边，视如子弟。此外，我尚调用前别动队第二大队一部分队员。行动队队员间素质虽极复杂，我以纪律及爱心管制他们，融洽如大家庭。　　浙西行动队组成之后，我即率领推进浙西。队部设在于潜至天目山问的绍鲁。这里进出敌区便利。我们借住邱琳家，他是本地殷户，屋宇宽敞，大门前嵌有“青檀小筑”四字。青檀树据说是绍鲁的风水树，雄踞村口大路边，村外远远就可望见。干粗数围，五人尚难合抱。闻有数百年树龄，本干亦已有些中空，但仍枝叶繁茂，亭亭如盖，覆荫数亩。夏日村人群集树下，纳凉谈笑，以青檀树为傲。故邱琳用以名其宅。浙江保安处长兼九十一军军长宣铁吾，也曾借住该宅。　　我队初成立时，我妻担任书记，总扩全部文件，助我推动工作，我们卜昼卜夜，十分忙碌。译电员顾漪虹、报务员徐涌淇，与重庆通报，与金华也有联络。岳母与我们同住，诚心念经礼佛，兼顾吾女葛苓。　　我们与村民感情极融洽，从无纠葛。我则时刻叮嘱所属，力避与民间接触。我的部队番号是“大侠”二字，又都穿便衣，外间莫测高深，其把我们当作侠客组织，很多民、刑冤屈案件，竟纷纷向我哭诉求助。浙西民间早婚，常有十一二岁男童，娶十七八岁大姑娘，男童尚不懂人事，女媳不安于室，公婆哭求“教训”，我除劝解回去外，实爱莫能助。有一次，我的队员李锦标，被民女勾诱奸宿，我把队员打了一顿军棍，也把民女打了十几下手掌。这类麻烦才渐减少。以后仍有两个队员赵根生、曹福正，被诱离开，与当地民女结合，设籍绍鲁。　　那时的口号是“前方杀敌除奸，后方生产建设”。上级指示：所有日寇，不论军职、阶级，格杀勿论：汉奸必须呈报核准，才能执行，盖恐错杀潜伏之人也。特别指示制裁重要汉奸，以期杀一儆百，而收镇压作用。但大汉奸防卫极严，深居简出，不易制裁，有很多单位，布置经年累月，毫无所获，反常牺牲壮士。故我改变做法，展开全面行动，中下汉奸也杀。我深深体会到，敌探爪牙，对我危害最烈！杭州敌伪情形，我已相当清楚，但行动工作很易失事，为避免牵连，力避与原杭站人员接触，另新发展关系，蒐集汉奸资料，开始扑杀群丑。

只是所用武器，一部分系赵龙文拨用的前省会警察局毛瑟手枪，杀伤力甚小：一部分系杂凑手枪，有时使用不灵，后向比利时买来一批强力式手枪，杀伤力很强，开始轰轰烈烈杀敌除奸。高级首要没有杀到，如伪杭州市长何瓒，对其布置正将成熟，被保安处行动员先行下手，对伪省长汪瑞闓也正策划中，汪见何被杀，惊魂丧胆，重门深锁，警卫森严，难以下手。

但中下汉奸及日军，被我队杀得鸡飞狗跳，人民听到大侠二字，额手崇敬，加油添醋，论大侠能飞墙走壁（随我撤台之上海警察局牟乃修一组人员，确能用壁虎功上墙），来去无形。作为饭后酒余谈资，敌伪闻风丧胆。每次杀一敌伪，上级颁发奖金一千元至三千元不等，我都召集各出力人员，当面公平分配，绝不扣取分文，大家心悦诚服。我队的行动成绩，始终列为最优。　　我们进入敌区，多经临安、杭县，潜入杭市，或搭乘沪杭火车去上海。杭县三墩镇，几乃必经之地。杭垣日军，常巡至三墩，这里的敬探，多两面通，如甘心为虎作伥，危害我方，必予除去。　　其次，有队员程炎仁等二人由上海回来，路经孝丰，因身上没有证件，被孝丰县府扣留，我将派员持公文去保。有队员王毅新，才十五岁，与程等二人感情特好，自告奋勇愿往。我说：“你年纪太小，要翻越一百多里的羊角岭，途中又常有打闷棍的拦路贼出没。”他坚求要去。翻过了羊角岭，快到报福镇，通降大雨之后，山洪暴发，要过一河（发源天目山北麓），没有桥梁，用大石立墩排列，须一步一步涉水踏石而过。当时水流湍急，两岸行人都观望不敢涉险。王急于达成任务，不听别人劝阻，冒险过河，才踏上第三石墩，即被急流冲去淹死。我闻讯后，立刻飞骑遄越峻岭，亲往捡葬，埋骨报福镇。以这样一个童年爱国志士，即为忠于使命，牺牲宝贵生命。我除痛哭一场外，每念及此，今仍痛伤！　　又，发源天目山南麓的河流，流经绍鲁，清澈湍急，有些汇水地方很深且有漩涡，我们常在河里洗澡、游泳，但避去深潭。队员练永华，略懂水性，有一天，练与几个同伴戏水，被急流冲入深潭。我得报后，立即赶往跳入潭中，与几个能游泳者一起搜索，久久不得影踪。傍晚浮出水面，已回天乏术。练籍崑山，原上海工人，强壮活泼，我每次骑马远行，如去淳安、安徽宁国等处接洽公要，他常随马奔驰，系我心爱子弟兵之一。又死于水，我心十分痛悼！将其葬于绍鲁。　　我们行动队表现优异，声誉卓着。很多游击队纷求参加，如：　　（一）平湖黄八妹率人枪来附。我令其驻绍鲁山边庙里，予以集中训练，严整纪律，委其担任太湖游击大队长。她本普通妇女，和善信佛，与夫谢友胜贩盐为生。因敌伪部队经常下乡扫荡，奸淫妇女，老幼均受蹂躏。即躲藏芦苇中，亦常被其搜出，每每一个妇女，被多名兽兵轮奸，实在难忍痛苦与凌辱。

乃啸聚受害村民，自动组成游击队。她经常携带长短两枪，大家叫她“双枪黄八妹”，雅号黄百器，并非双手同时能发枪也。她的部属，本皆乌合之众，没有受过军事训练，只能发射枪弹，一部分还不会用枪。我派人教导军事知识，简单操练射击技术。他们都是纯朴农民及商贩，经过几月训练，初具游击部队规模，乃分批潜回原地。原仅一百余人，因能运用本地男女老幼为其助力，或为耳目，无形力量已扩展全县，当以万千计。我给她的任务：　　（1）保卫乡民。敌伪军下乡扰民时，对其偷袭或伏击；如大队来攻，则退避隐伏。　　（2）破坏敌伪搜括。平湖乃鱼米之乡，敌伪经常向当地贱价搜括食米物资等。设法予其破坏、焚毁或劫夺。　　（3）侦察敌伪活动。该地并无军事价值，没有大军活动。但敌方为巩固统治，不断包围清乡；清乡之后，将地方政权移交伪组织控制。必须侦察其动向，及时破坏。　　（4）带路。我方工作人员进出敌区城市，因人地生疏，道路不熟，而太湖附近河港纵横，人民往来多乘小船。故无论乘船或搭汽车、火车，都需本地人带路。　　（5）协助建立地方政权。我政府在沦陷地区，仍建立县、乡地下政权，此乃“省府浙西行署”主要任务。我义不容辞，帮其树立政权。谢友胜即出任平湖县自卫大队长。　　（6）广布眼线，援救我方工作人员及受难人民。迨至抗战后期，美国飞机被击落，飞行员跳伞逃生，令予救护，送来后方。　　这些任务，实际都由黄百器丈夫谢友胜执行，黄在后方活动。因“双枪”加上“女性”，颇有神秘性，名声响亮。她虽没有受过教育，但为人温厚，言词谦恭，颇引别人好感：不久名声大噪。浙江省府浙西行署给她很多荣衔。直至胜利，她夫妇在平湖兢兢业业，创了很大农庄产业。嗣因国共全面战争，各地土匪败类蜂起。当时我正担任总统府专员兼军务局司法科长，被衢川绥靖主任汤恩伯强调，担任第二处处长，浙江主席陈仪并要我兼任警保处长。

汤令我于每一行政区，组织戡乱工作团；我曾至黄百器家拜访，谓黄出任嘉兴区戡乱工作团团长，她慨然允诺，重新佩起双枪。后我奉派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，又委黄海北纵队司令。她初退大陈岛，后率数百反共义民来台湾，承蒙蒋夫人援助，拨给土地栖身，接济其生活，辅导创办小型工业工厂，使各家属能自力谋生。黄本人安享天年，前年无疾而终，各方亲友及国防部都莅临吊祭。有子谢宗玄、女黄安德，现均在台。其夫名义上是她副手，他没有来台，率队挺进大陆，后被捕杀。　　（二）叶长明，他本某县（可能杭县）邮政局长，日军来后离职；号召一班同志，参加抗战。与浙西行署几个单位先后合作，均不融洽，自动向我归附，偕其妻同来。看他已有五十多岁，阅历丰富，社会关系复杂，有亲信干部十多人，在余杭、杭县、临安一带，有很多地方力量；拥有一批德造自来得手枪，能连发二十发，甚为犀利。因他当过邮政局长，熟人太多，不能进城（敌区）活动：我派其组织游击队，分布于临安至杭州一带，监视敌伪活动及保护我方来往工作人员。不知何故，叶竟被人暗杀。我疑与其一批枪械有关。当时我没有详询其枪的来源，可能私贩枪械，或他人见枪眼红，招致杀身之祸。我不及追查凶犯，即奉令去上海。　　（三）王某，已忘其名，也与其妻同来归附。其妻文笔甚佳，他们也都是热血爱国青年，在余杭有广泛力量。我派其运用本身力量，监视杭州至富阳日军活动，待机（日军进攻浙东时）破坏交通线。但与我建立关系不久，王即被我方余杭县府杀害，说他是共产党，破坏抗日阵线。其妻向我哭诉，指被挟嫌杀害。我则认为不管什么党，杀害抗日同志，才真是破坏抗战阵线。王如有不法行为，必须有凭有据，予以法办。岂能如此草率杀人？正打算严厉对付余杭县府，因奉令去上海，不知以后如何处置？　　我所统率的“大侠”部队，一部分是上海工商学徒，一部分是亡命之徒，管理本极困难，只好严禁少与民间接触。幸绍鲁系一纯朴乡镇，只有十多家小商店，没有什么诱惑目标，相安无事。与于潜城相距约二十华里，于潜也是一简朴小城，但不免有茶馆、打牌等玩乐。那时浙江站于潜情报组长周逊敏，资格甚老，他当报馆负责人时，宣铁吾还是排字工人，故倚老卖老，常约人打牌。又有朱岑楼者，湖南宝庆人，夫妻本皆共产党，不知何时转入军统局工作。

原任上海区第五情报组长，沪区破坏时，调任浙江站浙西督察。因浙西环境单纯，没有工作好做，也常打牌消遣。我的队员也有被拉入战圈，与县府人员混成一团。不知怎样，发生争执冲突，朱等竟仗我“大侠”声威，强迫县长沈时可来绍鲁。我问明情由，立刻请沈回府，并向其致歉。我与朱虽无隶属关系，仍被我教训一顿，身为督察，竟如此荒唐。过了几天，我又亲去浙西专员公署（与于潜城隔一河），拜访行政专员汪一苇，汪在言词中话中有刺，我向他解释：朱非我部属，并已转告其上级。也代致歉。　　我为融洽与各方关系，除竭力约束所属外，又偕妻上天目山，拜访浙西行署主任贺扬灵夫妇，贺对我俩盛筵款待。他是江西人，特为我炖了一大锅狗肉，我礼貌上举箸作势，实未下咽。贺则大嚼大吃，吃得满头大汗。并高谈当前国事，始终没有提起不愉快之事。以后互访几次，建立良好关系。行署调查室主任苏德，又在“菜根香”菜馆设宴劝饮，我喝了很多绍兴酒，酩酊醉倒：这可能系我第一次醉酒。

忠义救国军系由别动队而教导团再改编而成，前文已略说过。现其驻安徽宁国万家桥，与于潜隔一大山，很想去拜访。有一天，该军军需处长林翰章，经于潜去后方，特来看我。我们是同乡，畅谈彼此情形。林对总指挥周仅能深恶痛绝，说他骄纵跋屡，滥用权力，挥霍公帑，凶恶如暴君。他说回去后方以后，再不敢来了，我益想去看看。　　过了些时，我骑马翻山去宁国。此天目山脉在于潜、昌化这面，山势高耸倾斜，山路盘旋，山脊相当广阔，风疾水寒，十分荒凉。我到宁国时，总指挥已由俞作柏接任。俞曾称雄广西，后被李宗仁、白崇禧赶走，依附中央，不甚得意。不知怎样被戴罗致，用其担任忠救军总指挥。俞作柏对忠救军现状不甚满意，认为事事都要请示戴先生，每一干部都可直达老板，主官无权，没有自己的干部，不能灵活指挥。

愿从训练基层做起，自领一支劲旅，直接独当作战，不愿挂主帅空名。并大谈中共运动战术及如何对付人海战术。他善相命，饭后他说我“五露不凶”，即将出任更危险的任务，处境十分险恶。必须“道高”超过“魔高”，好比赵子龙被围长坂坡，如不杀敌，即被敌所杀。我不相信命运，只姑妄听之，也没有追问哪“五露”。自知尊容不雅，不想别人违心夸赞，也婉拒批八字，我已把命交给国家，正和日寇拚命，早迟牺牲毫不在乎，只希获得最高代价。　　也看到一些旧袍泽：陈崇威担任副支队长，我婉词代其说情，希能升任支队长。据几个主官解释：支队长常独当一面作战，须有坚强魄力、果敢精神，才能胜任；陈个性优柔寡断，协调和洽，适宜副职或幕僚。汪春瑞已升任臀务主官，情况很好。

其余各守本位，无何特出。副总指挥王春晖，在遂安时早已相熟，此时觉其更进步成熟。他治军严谨，生活朴实勤劳，实一忠勇良将，也是该军之灵魂。最后国共激战，王春晖指挥交警总队在湖南作战，负伤被俘，不屈成仁。浙西靠近皖边各县，虽无战略价值，日本没有派兵占领，但找地方政府及游击队、情报组织等，都以此为根据地，渗入京沪杭地区，对其有形无形威胁甚大，尤以于潜，被视为抗日中心。

日寇除在富阳、余杭、武康、湖州及长兴一线，分驻相当兵力，对我方采取警戒姿态外，并不时派飞机轰炸骚扰。二十九年某日，来了多架日机，集中轰炸于潜城，全城顷刻被夷成平地，并起火燃烧。人民来不及逃避，死伤甚多：大都被压在残砖断木之下，哀号呻吟。

我部队员，一部分参加救护，经多日挖掘清理，死者伤者，散置遍地，医院亦被炸毁，无人救治，真如人间地狱。我队员毛岳鹏、周行才，适住院疗养，亦皆受伤。临安、桐庐，在战争初期，已被炸毁，昌化、分水、新登、孝丰、安吉，仍由我方控制，日机仍不时骚扰轰炸，益增人民对日仇恨。　　那时我队爆破工作正将开始，上级派来爆破专才徐志达、杜剑平、王某等刚到，器材炸药等尚未运到：否则，工作成绩更将惊天动地！我在浙西半年多一点，杀得敌伪草木皆兵，鸡犬不宁！但可惜“大侠”只能使敌伪惊魂丧胆，不是有力部队，能够驱逐倭奴还我河山。不幸此时军统局京沪各单位迭遭破坏，尤其最大的上海区，损失惨重，几至瓦解。

戴先生给我十万火急的亲电，誉我出萃精英，中流之砥柱，嘱我驰往上海，组织行动总队，扑制敌焰。我即挑选精锐，以嵊县、新昌这批好汉为主力，另罗致热忱报国同志，分批潜沪。这些好汉，正嫌在浙西杀得不够过瘾，闻命去沪大肆杀敌，都极高兴。　　我在浙西时间很短，二十九年五月底至于潜，翌年二月中就去上海了，短短半年多，来不及培植有力干部。有友介绍同乡徐达锵来见，自愿参加工作。除系北京朝阳大学毕业，为人诚实谨慎，对法律颇有造诣：惜嫌优柔寡断，一时不能培成骨干。

我离绍鲁时，即嘱其代理行动队长。卒因资浅力薄，工作日渐低落。但对上海行动总队交通联络、人员、武器、文件等输送，颇多贡献，功不可没。嗣后上级派罗道隆接任浙西队长，罗曾受过高级训练，又是浙西新登人，本可发挥很大作用，惜其才子气太重，散漫贪杯，受同乡左右，纪律废弛，非特无何工作表现，且损我“大侠”声誉。